永春华侨素有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1928年“济南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永春华侨积极筹募钱款物资，支持祖国抗日斗争。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期间，永春华侨一方面与侨居地人民一道坚持英勇顽强的抗日斗争，一方面不遗余力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国内人民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和牺牲。
一、募款救亡
永春华侨成立各种救亡团体，通过募捐筹赈、认购国债、侨汇等方式，在财力方面大力支持危难中的祖国和家乡，支援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抗日军民。
1928年5月，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山东制造惨绝人寰的“济南惨案”。新加坡华侨激于义愤，在陈嘉庚先生领导下召开华侨代表大会，组成“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推举陈嘉庚为会长，这是陈嘉庚先生受侨胞拥戴而第一次站出来领导侨胞反对日本侵略者。永春华侨李铁民经陈嘉庚面试之后，被聘为该筹赈会的文牍主任，积极参与筹募捐款汇回南京国民政府，支持祖国与日寇抗争，并在侨胞中开展抵制日货运动。这是李铁民和陈嘉庚建立工作关系的开始，此后他长期成为陈嘉庚的亲密朋友和得力助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旅居越南的永春籍侨领颜子俊发动华侨商人，组织华商经济联合会，出任主席，号召侨胞抵制日货，节衣缩食，踊跃捐资，曾一次捐献100万元巨款，给马占山将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做经费。旅居马来亚实兆远的永春籍侨领王叔金发动华侨捐款购买飞机支援祖国抗击日本侵略者，被推举为实兆远购机委员会主席。旅居印尼的永春籍侨领尤扬祖积极主持印度尼西亚万鸦佬华侨抗日筹赈会活动，并带头捐献。
颜子俊
尤扬祖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颜子俊又以越南华侨总会主席的名义，发出快邮代电，揭露蒋介石不抵抗行径；先后组织主持了“越南华侨抗日救国赈济总会”、“南圻华侨救济总会”等团体，发动华侨捐资筹集百万元巨款以及40余箱衣服、药品，倡捐飞机2架，献给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亲笔专函致谢。旅居新加坡的永春侨领李俊承发起成立“新加坡华侨救济上海伤兵难民筹赈会”并任主席，成立后8个月内将所募捐的100万银元，一半汇往上海支持十九路军和赈济难民，一半汇给东北抗日义勇军。
李俊承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消息传到马来亚麻坡，麻坡永春会馆的郑文炳、林彬卿、颜迥华、郑友专、林太宗、郭诗善、刘国七、林贻奏等10多位领导人，个个义愤填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组织“救济祖国难民委员会”，掀起捐衣捐物活动，其中郑文炳首捐3000元，两天就筹得2万元，于7月13日和19日汇交中国国民政府财政部。消息传出后，麻坡各商会、社团当仁不让，急起直追。不数日，全麻坡筹得20万元。继而新马各坡华侨热烈响应，纷纷成立“救济祖国难民委员会”。麻坡救济祖国难民委员会在郑文炳、林彬卿、颜迥华及各界侨领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劝募等活动，侨胞中无论婚丧喜庆等活动均劝以节约助赈，抓住时机出售花球、雨具、寒衣等，并在武汉合唱团、新中国剧团到麻坡巡回演出时积极劝筹义票，因而麻坡成为抗日筹赈的模范区。永春会馆最积极的有年近古稀的郑文炳，德高望重，既出钱又出力；年满花甲的林彬卿，下笔成章，善于宣传鼓动；年满不惑的颜迥华，能言善辩，语能服众，当时在麻坡被誉称为支援祖国抗日的“三剑客”。1938年中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表彰麻坡永春会馆抗日义举而特别题赠“爱国爱乡”匾额。
麻坡永春会馆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赠麻坡永春会馆的“爱国爱乡”匾
1937年8月，新加坡华侨中上层代表大会决定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1938年10月，陈嘉庚先生号召全南洋华侨在新加坡召开代表会议，成立“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特地电召李铁民由吉隆坡返新加坡担任“南侨总会”秘书。李铁民积极协助陈嘉庚领导该会，发动南洋各地华侨开展声势浩大、成绩显著的抗日救国运动。据统计，该会从1938年10月至1941年底，共发动东南亚各地华侨捐献4亿元国币，并组织3200名华侨机工分批回国参加抗日斗争。
除李铁民之外，在筹赈会和“南侨总会”及其分会中，不少永春籍侨领担任重要职务并发挥重要作用，积极捐资筹款援助祖国抗战、赈灾、救济家乡。如：李俊承，1937年8月任新加坡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一副主席（主席为陈嘉庚），1938和1941年当选“南侨总会”第一届执委和第二届常委，在1940年陈嘉庚率慰问团回国期间，陈嘉庚特请李俊承代理新加坡筹赈会主席，李俊承不辞辛劳，深为陈嘉庚所倚重。黄重吉，1937年“七七”事变后参与发起召开吉隆坡抗日总动员大会，成立筹赈会，任常委兼财政，1938和1941年当选“南侨总会”第一、二届常委。林光挺担任马来亚瓜拉庇劳华侨筹赈兵灾难民会会长。陈其挥担任马来亚各界华侨抗日后援会常委、吡叻州华侨筹赈会常委。尤扬祖发起成立印尼万鸦佬筹赈分会并任主席。旅居香港的郑玉书当选“南侨总会”候补委员。颜子俊在“七七”事变后任越南缩食救济祖国兵灾慈善委员会主任委员、南圻华侨救济总会主席、越南华侨救国总会主席等职。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永春人郑玉书出任国民政府海外募债专员，前往印尼募集989万元。新加坡的永春籍侨领李俊承购买“救国公债”10万元，献给中央研究院作为奖励发明基金，受到国民政府的明令嘉奖。
1938年，永春开始实行征兵制，征人家属生活清苦。同年11月，永春县救济难民会推派李汉青到南洋募捐，华侨因救济难民范围太广，改为救济征人家属，成立了“南洋永春华侨救济故乡出征军人家属委员会”，各坡募款达15万元，在新加坡设立总会，由王声世任主席，李俊承代为收管捐款，由新加坡银行按户每季汇给10元，全年40元。全县征属1600多户得受其惠，直至1941年底日寇攻占南洋时中断。
抗战前期，许多人靠侨汇维系艰难岁月。全县侨汇法币，1938年为579．8万元，1939年为1682．2万元，1940年为4993．45万元。为接济米荒，在南洋的永春华侨筹集大批捐款，购买大米回永春平粜，为平抑物价起到一定作用。1938年11月，永春县岵山乡旅洋华侨陈辉相、陈世谋、陈承止等以岵山乡粮食缺乏，一般贫民日食困难，特在洋募款2万余元，以为购米平粜之用。1940年5月，永春县发生米荒，白米每斗价值十六七元，华侨前后捐款近10万元，在永春设立海外华侨平粜会。
抗战期间，疟疾、鼠疫、霍乱三大传染病在永春年年爆发。1940年5月18日《崇道报》报道，“星洲永侨王声世捐赠金鸡纳霜丸一万粒，荷属爪亚吧城永侨陈兴砚、陈吉然等各捐五千粒，计二万粒，寄永春县政府分赠”患者服用。1942年，为帮助解决侨眷生活出路，颜子俊等华侨在家乡创办3个农场，但由于弊政沉疴，通货膨胀，数年心血殆尽。
永春华侨为援助祖国和救济家乡不遗余力，获得各方尊敬。1939年，林光挺六十寿辰及结婚四十周年纪念时，中国政界名流题赠颇多，其中周恩来题词：“散财济国，仁被遐方，允矣眉寿，俪福永康。”孙科题赠贺诗：“聚财能散只为公，磊落襟怀孰与同。四秩婚辰六秩寿，双修福慧著家风。”1940年3月2日，林光挺病逝于马来亚瓜拉庇劳，临终前犹以抗战为念，遗言丧事从简，节约国币千元助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赠挽轴“尽忠祖国”，当时在新加坡积极宣传抗日的著名文学家郁达夫题赠挽轴“星殒天南”。此外，1940年1月，王声世伉俪七十双寿，其子王肃丹、王泽陶原拟设筵欢宴各界，王声世却节约筵款2000元，充作家乡征人救济金。1940年3月，监察院闽浙区监察使、福建省抗敌会主任委员陈肇英特地题词“保族功深”、“功在家国”、“视国犹家”等，分赠南洋永春华侨救济故乡出征军人家属委员会及新加坡、麻坡、居銮、峇株巴辖、森美兰等南洋各坡永春会馆。
周恩来为林光挺贺寿题词
此外还不能不提到积极鼓励南洋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宋渊源（永春人，其父宋忠勋为归国华侨）。1938年11月下旬，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宋渊源赴南洋群岛，“阅时四月余，周历四十余埠”，积极宣传“坚信抗战必胜，多难必可兴邦”（见1939年4月19日《崇道报》报道）。1939年8月18日，宋渊源应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之邀，用闽南语播音《对南洋侨胞报告抗战必胜之各方情形》。1941年，宋渊源又曾在国际电台对华侨播音《日本南进停顿原因》。
二、回国参战
抗日战争时期，一批永春籍华侨告别舒适温暖的家庭，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战斗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殊死的搏斗。
不少永春籍华侨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冲破重重封锁，投奔延安和苏北，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和反法西斯战士，还有的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开展抗日反顽活动。其中较著者如：马来亚归侨陈明，1938年5月奔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历任中央党校俱乐部主任、中共固林县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延属地委委员、中共咸阳地委宣传部部长等职。马来亚归侨李金发，1936年6月回国就读集美学校，1938年12月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分配到八路军120师751团，先后任副排长、营特务长、团供给处生产股长、团军需股长。马来亚归侨陈沫，1933年夏回国，先后在厦门集美高中、上海暨南大学、广西桂林大学求学，1938年8月奔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学习，193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结业，先后在八路军120师、晋绥军区历任参谋、副官、科长、副处长、大队长、大队党委书记。马来亚归侨林刚中，1937年回国，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奔赴抗日前线，成长为八路军的军事干部，后在东北民主联军某部任团长，1946年3月在四平战役中牺牲。马来亚归侨梁灵光，1937年10月以《南洋商报》战地记者的身份回上海，1938年夏辗转到江苏省淮阴县，组建“江苏省民众抗日自卫队独立第一支队”（简称“抗战支队”），担任政治处主任，后任“抗战支队”第二支队长，1940年6月加入新四军挺进纵队，同年8月任江苏省如皋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任南通县县长兼保安旅长（后兼县警卫团团长），1943年10月任苏中四分区专员。梁灵光在南通县和苏中四分区积极发动地方抗日武装，配合新四军，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剿”和“清乡”，战功赫赫。马来亚归侨林天国，1938年加入马共，1940年7月回国，由新四军政治部介绍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分配在江苏省东台县税务局大中集分局任分局主任、局长等职，1941年调任新四军江淮印钞厂材料科科长，为新四军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做了大量工作。马来亚归侨许寒冰（女），1937年6月因受抗日救亡运动影响，从马来亚回国，后加入新四军二支队，曾任新四军军部后方医院会计、苏北军区司令部副股长，期间与时任新四军后方政治处主任兼新四军军医处政治协理员姬鹏飞结婚。印尼归侨刘义标，1935年归国参加上海社会科学者联盟（共产党外围群众组织），1939年3月参加新四军，曾任新四军二师四旅团部参谋、营部文书、连副指导员。此外，马来亚归侨林士带，1937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春结业后，遵照组织决定，回到泉州，担任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委员和中共永春支部书记，开展抗日反顽斗争，1943年春牺牲。
1943年梁灵光在江苏南通抗日根据地
也有不少永春籍归侨参加国民政府的抗日部队。如：1937年11月24日《崇道报》报道，侨居印尼的永春籍华侨尤扬祖“函嘱其长子（肄业鼓浪屿英华中学）须投笔从戎”。1939年5月6日《崇道报》报道，旅居马来亚的永春籍华侨青年陈文梁，“家庭生活原称美满”，但他“杀敌心切”，于1938年10月“潜回祖国，赶上前线”，到山西参加抗战。1938年，永春籍华侨陈少墨从新加坡回国投入黄埔军校15期学习，毕业后加入余汉谋12集团军188师，转战粤北、桂西，在十万大山打游击，利用山地、丛林与日寇周旋。日本投降时，陈少墨任突击营副营长，奉命到海南岛受降。1940年2月，永春籍马来亚归侨林大章到设于南平的军政部第十三补充兵训练处受训，在学兵大队受训半年后，编入装备团第三营第七连第三排，1941年5月参加了福建抗战史上最大的一次胜仗——“大湖战役”，2005年被列为感动福建年度候选人。
林大章（2014年3月摄于其厦门家中）
还有一批永春籍华侨机工在滇缅公路参加抢运军用物资。1939年，在“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号召下，3200多名南洋华侨青年机工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服务团”，分9批回国，辗转于滇、黔、川、桂、湘以及缅甸、印度等地，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世界各国援华和海外华侨支持祖国抗日的军用物资，在这条运输战线上坚持至抗战胜利。其中第3批回国机工580多人，包括了麻坡永春会馆征集的数十名永春籍机工，总领队是麻坡侨领刘贝锦（永春籍），1939年3月27日从新加坡集中出发，经过几昼夜的航程，再由西贡转车抵达昆明。刘贝锦后来担任华侨先锋大队大队长。南侨机工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留下许多悲壮动人的事迹。“几乎每个人回国来参加抗战的经过，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1941年1月27日《新华日报》报道《滇缅路上的华侨司机群》）。马来亚华侨机工刘瑞齐、林广怀，都是瞒着家庭，跑到别的城市报名。刘瑞齐不辞而别后，新婚的妻子忧郁成疾，老岳父写信让他无论如何能有机会南返探望，刘瑞齐含泪回信：“中国抗战一日未胜利，我就一日不能回去！”后来妻子病逝，未能见刘瑞齐最后一眼。林广怀本名林光海，为了加入华侨机工特地改名。马来亚麻坡的华侨机工孙其文，是个独子，已结婚，有个两岁的儿子，他瞒着父母与妻子报名参加第六批机工团。后来父母病逝了，妻子气疯了，不久又失踪下落不明，儿子被妻舅收养。孙其文在回忆往事时说：“祖国在危难关头，不去拯救，大家都要当亡国奴。有国才有家，国亡家难保。国难当头，爱国不爱国就要看实际行动。”马来亚马口埠的华侨机工颜世国，当时妻子已有身孕，他把妻子送到槟城岳母家中安顿，然后跑到新加坡报名回国。
南侨机工车队行驶在“抗战输血管”——滇缅公路上